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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競爭的中國局(1978~2018)

(原標題:城市競爭的中國局(1978~2018))

虎嗅注: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“元淦恭說”,歷時兩年,分為三篇,長達萬字。本文是《城市競爭的中國局》的完整版,虎嗅經作者授權發布。也歡迎移步至公眾號閱讀本文相關的姊妹篇《階層流動的中國局》。頭圖視覺中國

自1978年以來,中國經濟開始高速增長,中國的城市也隨之快速崛起。改革之初,中國超過八成的人口居住在農村,而現在,經常居住在農村(不包括常住城市但未脫離農村戶籍者)的居民已不足五成。對外開放、工業化和城市化,是相輔相成的激烈變奏。

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城市格局

我們選取1980年作為一個斷面。1980年,國務院換了新主人,農村改革大體全面鋪開,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幾乎還未起步,總的來看,這時候中國的城市格局仍然保持了毛澤東時代末期的狀態。此時,各個城市的經濟總量,大體反映了毛澤東時代的資源挹注。

上海是當仁不讓的全國經濟中心,彼時第三產業極不發達,所謂經濟中心,實質就是國營工業的重心。1980年,上海GDP為311.89億元,是北京的2.24倍,天津的3.01倍,廣州的5.42倍。北京、天津、重慶這三個在當時中國經濟總量分列全國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的城市,其經濟總量之和也只相當于上海的96.5%。

北京市、天津市GDP分別為139.1億元和103.53億元,是除了上海之外僅有的兩個GDP總量在100億以上的城市。彼時,全國只有京津滬三個直轄市,在計劃經濟時代,直轄市特殊的權力架構和政治資源,給它們帶來的資源優勢,甚至遠勝今日。

京津滬以下,重慶、廣州、沈陽、武漢、青島、大連、成都、哈爾濱、南京、蘇州、杭州的GDP都在40億到60億之間。(注:本文中所指的四川和重慶,均指提及該市時當時四川省和重慶市的實際范圍,1997年以前的重慶,均指當時的四川省重慶市,不含萬縣市、涪陵市、黔江地區,提及1997年之后時指整個重慶直轄市,1997年以前的四川,指現四川省及重慶市,提及1997年之后時指現四川省)這些城市之間的差距非常小。

重慶雖然在當時只是四川省省轄市(尚未實施計劃單列也沒有明確為副省級),但其GDP總量高達58.44億元,僅次于京津滬位列全國第四,甚至超過廣州。在計劃經濟時代,廣交會是中國和外界交流的最重要窗口,因而廣州是彼時全國少有的有一定商貿基礎的城市,但其總量仍未超過重慶(而且是不含萬涪黔三市的老重慶),足見彼時以重工業和軍工工業為主的重慶,在全國范圍內的特殊地位。

除了京津滬,經濟總量最大的十個城市只有7席,除廣州、武漢、青島外,剩余四席為四川省、遼寧省兩個省份各占去兩席,重慶、成都分列第四、第十,沈陽、大連分列第六、第九。而四川省的經濟總量達到319.99億元,超過江蘇、上海和遼寧,位居當時全國第一,是四川和重慶在全國相對經濟地位輝煌的頂點。

1980年四川省一度成為全國經濟總量第一,有中長期原因,也有短期原因。從中長期角度來看,四川省是“三線建設”最大的受益者,是毛澤東時代后期新增工業投資最多的省份。而從當時短期角度來看,1975年四川省調整省委第一書記之后,成為經濟秩序恢復、農村改革的先進省份,后來更成為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最早的試驗田,1980年,正是時任四川省委主要負責人離任到京上任之年,他在四川省的執政成績也體現在了經濟數據上。

總體來看,這一時期的城市格局,在地理意義上顯得比較均衡。重慶、沈陽、武漢、成都、哈爾濱等東北或內陸城市,排在全國城市的前列,總量高于南京、蘇州、杭州等。在全國經濟總量前十的城市中,北京、天津、沈陽、青島、大連占到半壁江山(現在僅剩下京津兩個)。這大體反映了當時中國經濟地理的大趨勢,除了上海以外,官方在東南沿海地區的投入很低(尤其是閩浙等省),資源集聚在華北、東北和所謂“三線建設”地區。因而彼時中國的城市經濟地理,相對現在,具有明顯的“北重南輕”、“內陸重沿海輕”的特征。

八十年代城市格局變遷的動力

八十年代,中國經濟格局開始發生變化。而中國城市經濟地理的變遷,也和中國經濟格局的演變直接相關。

與一般人的想象不同,回看八十年代全國各大城市的排序變化,并不簡單地是從“北重南輕”、“內陸重沿海輕”轉向其反面。因為整個上世紀八十年代,影響城市競爭格局的因素是多重的,在不同城市起支配作用的又是不同的因素。

從1978年改革進程啟動到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,雖然農村改革已逐漸推開,但城市經濟改革的重點仍然是鞏固計劃經濟體制,核心是從毛時代混亂的“大轟大嗡”的運動式經濟,轉向相對典型的蘇式計劃經濟,帶有市場化色彩的口子僅限于廣東和福建,特別是四個經濟特區。1984年春,國務院決定沿海14個城市實施對外開放,當年秋,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《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》,中國才開始全國性地從計劃經濟轉向“有計劃的商品經濟”。

正是基于上述背景,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城市經濟地理的變化,政府的資源配置,尤其是大型國有投資項目的安排,仍然是決定城市經濟格局極為重要乃至最重要的因素。由于國際形勢的緩和,戰備狀態的解除,政府投資的投向更為均衡,“三線建設”時期高度集中在內陸的投資流向出現變化,這是八十年代中東部城市和內陸城市相對地位變遷的主要原因。

其二,對外開放開始成為影響城市經濟格局的重要因素,典型地,廣州GDP1981年超過重慶,1989年超過天津,深圳1990年GDP已排進全國前十五,和武漢、南京達到同樣的數量級,1990年佛山、東莞經濟總量之和已接近當時排全國第五的沈陽,而在1980年,佛山和東莞的經濟總量加起來,還只有沈陽的四成。

其三,縣域經濟和鄉鎮企業開始扮演積極角色,典型的是蘇州。蘇州在1980年GDP總量排在全國第十三,在南京之后,而到1985年,蘇州就超過南京、杭州排到了第八,1990年,蘇州已經排到全國第七(實際上這也是蘇州現在的位次,當時排在它前面的6個城市也只換了一個,深圳取代了沈陽),在整個南方已僅次于上海、廣州、重慶,把成都、武漢都拋在了后面。蘇州在八十年代的鵲起,主要得益于蘇南縣域經濟在縣域競爭中的快速崛起,和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,蘇州后來的大工業進程,其實是后話。

其四,不同城市的改革力度和經濟活力,對經濟位次變化的影響極大。前面已經提到,在1980年的起點,不同城市的差距是比較小的,由于當時各個城市經濟絕對體量遠小于現在,而經濟的增長率以及不同城市增長率之間的差異遠大于現在,所以城市格局短時變動更大一些。

比較有意思的是東三省的三個省會,沈陽總體是穩中有進,一直保持全國第六,到1990年前后甚至還超過重慶排到第五;哈爾濱整體在12名、13名徘徊,也沒有太大變動;長春從1980年的第19位,到1985年的第20位,再到1990年第25位,一路走下坡路。沈陽和長春,作為東北兩個條件相似的城市,為何產生這樣的分化?這可能和彼時沈陽市整體的氣氛有關。

1986年,沈陽有兩件在全國范圍都頗有影響的事件,其一是沈陽證券交易市場開張(雖然交易的品種是債券而非股票,但仍是改革開放后全國第一個公開的證券交易場所),其二是沈陽防爆機械廠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家破產的企業(也是第一家破產的公有制企業),僅以這兩件例證,也足見八十年代的沈陽,在許多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中還是先鋒,而非后進者。

到南方去

1992年南巡講話之后,中國的城市格局才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劇變。

“南方”,這個詞在中國的語境中具有特殊的魔力。自改革開放以來,“南方”一詞很大程度上并不代指秦嶺——淮河線以南,而更多特指作為開放最前沿的廣東。

在上世紀90年代,廣東尤其是廣州在中國經濟中的相對地位達到了輝煌的定點。1995年,廣州GDP達到1259.2億,已超出當時排在全國第四的天津300多億,領先幅度達到30%以上。八十年代初期和廣州經濟總量屬同一數量級的沈陽、武漢,此時的經濟總量只有廣州的一半。

廣州和北京的相對地位變化,更可見一斑。1980年,廣州的GDP只有北京的41%,而到1995年,廣州的GDP已經相當于北京的84%。當時,香港的GDP相當于全中國的六分之一,廣州—深圳—香港一線是中國經濟的絕對高地。

廣東的興旺有多重原因。廣東毗鄰香港,大量港資引領了在廣東投資設廠的風潮,外貿趨于熱絡,深圳尤其典型,1993年外貿出口即高居全國城市之首,這一地位到2017年已保持25年。而深圳的經濟總量也在九十年代末期即排到全國第四,僅次于京滬穗三地。

而作為廣東省城的廣州,彼時的資源比深圳更為豐沛。絕大多數歐美大企業,彼時在亞太地區的營運往往以香港為中樞,作為距離香港最近且文化、語言相通的大城市,廣州在吸引外資上得風氣之先。以寶潔為代表,早期外資進入中國皆以廣州為橋頭堡。彼時,外資企業的收入和中資企業,有數量級上的差異,而聚集了大量外資企業中國區總部的廣州,自然成為令“北方”(廣東人將廣東以北通通視為“北方”)欽羨的淘金熱土。

而在文化上,廣州也成為令全國矚目的中心。以《廣州日報》《南方周末》等為代表的傳媒機構自不必說,在唱片業等娛樂領域,廣州的地位也不遑多讓。廣東是內地最早的流行音樂策源地,李海鷹等廣州音樂人,也一時間叱咤風云。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,廣州唱片業達到其輝煌的頂點,彼時南國樂壇的“金童玉女”毛寧、楊鈺瑩即是典型,紅遍大江南北。

蘇錫常現象

1990年,廣東超越江蘇成為中國經濟第一大省。然而,單就城市而言,江蘇乃至整個江浙地區,在九十年代之后的表現也是可圈可點。

蘇南,中國現代化的又一樣板。1990年,蘇州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成都位居全國第七,GDP已相當于江蘇省會南京的115%。蘇南的鄉鎮企業已經勃興,支撐起越來越繁榮的縣域經濟。

進入九十年代,蘇南開始狂飆突進。除了集體經濟以外,外資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。和廣東更多仰賴香港資金不同,蘇州和新加坡關系更加密切。1992年南巡后,新加坡即與中國洽商在華設工業開發區的事宜,到1994年,中新蘇州工業園區正式起步,蘇州老城以東到金雞湖一線,拔地而起一座現代化新城,成為蘇南現代化的地標。

在蘇州工業園區之外,整個蘇南地區最引人注目的還是縣域經濟。蘇州所屬的昆山、太倉、張家港、常熟、吳江(已改區),無錫所屬的江陰、宜興,長期在百強縣中居于領先位置。沙鋼集團、海瀾之家……這些縣域孕育的上市公司,比之蘇州、無錫城區也毫不遜色。而在新加坡商人之外,臺商也青睞蘇錫一帶。1990年,上海浦東對外開放,上海開始擺脫八十年代的相對頹唐,而緊鄰上海的蘇州則成為產業外溢的一線,昆山即是典例,長年蟬聯最受臺商青睞的大陸投資目的地。

源于這樣的背景,蘇州、無錫對南京的經濟總量優勢越來越大。到2008年,蘇州GDP已經達到南京的178%,無錫也于上世紀九十年代早期就超越南京,并在此后一段時期,長期占據全國GDP十強的位置。

制造業構成蘇南經濟興起的基石。但和廣東相較,蘇南除了外商投資的產業,相當制造業集中在重化工領域。現在許多人已不知道,一時名噪天下的華西村,其實主業也是冶鋼。相較于廣東的華為、格力、美的等,江蘇省的本土制造品牌,的確要弱得多。

外貿城市的黃金年代

1990年到2008年部分年份GDP20強城市

注:本表中1990年、1995年重慶數據據重慶直轄市統計年鑒,包括當時的四川省重慶市、涪陵市、萬縣市、黔江地區,即后來重慶直轄市范圍,不同于當時的重慶。

從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,沿海地區以貿易見長的工業城市也迎來了黃金年代。隨著中國成為“世界工廠”,東部沿海地區以外貿見長的城市,相對地位迎來了躥升。

在廣東,佛山、東莞是廣深之外的明星。1990年,佛山、東莞GDP還分列全國21位、27位,尚未進入全國二十強;到九十年代中期,佛山已進入全國二十強行列。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,佛山、東莞發展進一步加速,到2005年兩座城市分列全國第13、第16位。到2008年,佛山GDP已排到全國第十一位,僅次于四大直轄市,深圳、青島兩個計劃單列市,蘇南的蘇州、無錫和廣州、杭州兩個省會城市,超過武漢、成都、南京等大省省會,達到相對地位的頂點。

民營經濟蓬勃發展的浙江,同樣是外貿大省。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,杭州和寧波經濟總量持續攀升,杭州到上世紀末期只排在京滬穗深和天津、重慶、蘇州之后,穩居全國第八,而寧波的排位攀升速度更快,1990年19位,1995年16位,2000年13位,2005年12位。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,寧波經濟總量緊隨佛山之后位列第十二位,亦領先武漢、成都、南京等。

在北方,擁有大港,制造業和外貿發達的青島,經濟表現相當堅挺。自80年代中期開始,青島一度跌出GDP十強之列,到1995年的全國排位已降到13位;但九十年代后期青島開始發力,重回全國第十,超越武漢、成都等,2008年青島甚至一度反超無錫,躋身全國第九位。

沿海地區外貿城市的崛起,正是中國成為“世界工廠”歷史過程的縮影。

北京北京

時至今日,在中小學的地理教科書中,中國的經濟中心仍然是“上海”。但事實上,大多數人早已不再把上海作為中國的經濟中心。除了GDP總量高于北京以外,北京擁有比上海更多的大企業總部,更龐大的金融資產規模,更多的上市公司和新經濟企業……

但這一切,并不是憑空而來。在計劃經濟時代,上海和北京的差距遠較現在更大。前文已經提及,1980年上海的GDP是北京的2.24倍,這個差值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開始逐漸縮小,從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中早期,京滬兩地的發展速度幾乎持平,總量比值大體維持在5:3的水平。而廣州的增速遠遠快于京滬,因而廣州和京滬兩地的差距都快速縮小。

但到了九十年代后期,北京的增長勢頭和上海、廣州出現了明顯的分野。北京的增速明顯超過了上海和廣州。1995年,北京GDP相當于上海的60%,廣州的120%;到舉辦奧運會的2008年,北京GDP相當于上海的79%,廣州的135%。

在計劃經濟時代,工業是最主要的產業部門,各地GDP的差別,主要就是工業產值的差距。而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,以金融等為代表的服務業,以IT為代表的科技產業,其地位日益吃重。北京高度聚集的權力、資源和人才,快速轉化為真金白銀的GDP,這縮小的不僅是京滬之間的總量差距,更反映京滬兩地經濟影響力的此消彼長。

消費增長的秘密

2008年,對中國而言是一個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年份。這一年的全球金融危機,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沖擊,也深刻改變了中國的城市格局。以“四萬億”為代表的刺激政策,以基礎設施建設等海量投資穩住了增速,但也打開了流動性過剩的潘多拉魔盒。

隨著房價的快速上漲,中國人的資產價值獲得了超過收入水平的膨脹。在許多青年中產感嘆房產已成為生命中難以背負的大山的同時,許多人也在享受著資產膨脹的紅利。只不過對于這個社會而言,前者的絕對數量雖然不大,但卻有極強的輿論話語權,后者每天“悶聲大發財”,卻產生了實實在在的真實需求。

吾友翔哥列出來了一個有趣的數據(參見《購物車里的中國,遠未黃昏》),1998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是31.8%,到2008年達到70%的頂點,而到了2017年,外貿依存度回到了33.6%。而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,2018年上半年,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率已經達到78.5%。

對“消費降級”的討論相當熱烈,居民部門的杠桿率即是一例。根據央行的《金融穩定報告》,2008年中國居民部門的杠桿率為17.9%,到了2017年末已經達到49%,中國居民部門的債務收入比(債務除以年度可支配收入)也從43.2%增至112.2%。房價飆升帶來的負債高企,似乎的確是成為侵襲中國消費基礎的因素。

許多人看到一些看似相互矛盾的數據,就天然地認為其中的數字總有些有問題。但其實,消費升級的趨勢很明顯,負債高企的趨勢也在強化,但消費升級的人和負債高企的人,并不完全是同一類人。許多人經常在討論中提起的“菜市場大媽”,其實是中國社會中相當真實的存在。

根據第三方的統計,在2008年前后,中國的住房自有率已經達到80%,而現在中國的住房自有率已經突破90%。因為中國存在城鄉二元結構,這樣的討論主要針對城市居民。但不論如何,這些年新購置了房產的居民,在居民總數中的比例并不高,當然也有不少人進行了改善型的置換,但這部分人的真實財務壓力也未必有那么大。

一個很簡單的道理,在常年廣義貨幣M2高速增長的流動性條件下,每月大體等額的房貸,對居民部門的壓力其實是越來越小的。一個家庭2000年買房,當時一個月還1000元的房貸,其生活壓力就非常大,而到了2018年還只還每月1000元的房貸,財務壓力就非常小,而他們持有的房產的市值,已經從10萬變成了100萬。

更有甚者,許多的50后、60后都是在1998年房改中取得了住房,如果夫妻單位各有一套住房,這樣的家庭就有兩套房子。當時房改結束一次性付款也的確不是一筆小錢,但過了20年來看基本上都大賺了一筆。50后、60后真正經常發財的是絕少數,人與人之間財富積累的差別,主要就是從各種福利中分得了幾套房子。無論在一二線城市還是三四線城市,這樣的人其實都不在少數。

盒馬鮮生的客單價也不低,但是現在在許多二線城市受到強烈的追捧。原因很簡單,就在于二線城市的居民未必沒有更強的消費能力。居民負債的高企,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一線城市的高房價導致一線城市居民負債升高。而且,由于一線城市的人口吸引力更強,外來青年就業人口更多,所以一線城市正處在買房還房貸狀態的人的比例也高于二線城市。

現在在上海和北京之外,成都是盒馬鮮生全國開店數量第三的城市。十一我回成都,住在“盒區房”的退休老頭老太太用盒馬APP下單,采買生鮮,甚至包括“盒馬日日鮮”這樣較菜市場貴得多的高端產品,蔚然成風。背后的原因很簡單,只要不供房,不養娃,家里沒人生病,以多數居民的收入,完全可以支撐“消費升級”的開銷。

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帶來消費爆發

只要是上世紀出生的人,大都有過很多節儉度日的生活經驗。譬如,到外面“下館子”曾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,5元錢1瓶的1.25升可口可樂曾是一家人一天的生活費,到麥當勞肯德基吃一頓“洋快餐”是期末考試的獎勵,買一臺電腦一個人要不吃不喝一年……

且不說這些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事,就是十年前的2008年,五六千一臺的iPhone的價格對大多數人而言都還是高不可攀。這一年,全國城鎮居民的月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315元,買一臺iPhone,意味著需要4個月不吃不喝。更重要的是,更重要的是,那時候也沒有現在的千元機甚至更廉價的手機,絕大多數人只能和智能手機絕緣,使用功能機。

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后,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確在逐漸放緩,但由于基數巨大,中國經濟增長的絕對值仍然極其可觀。今天,中國幾乎所有重要工業品的產量都高居世界榜首,和日本、德國等二戰后其他發展起來的國家不同,大量在中國生產的工業品,主要目標市場在國內而非國際。

1996年,中國鋼產量達到世界第一。2009年,中國汽車產銷量達到世界第一。鋼產量達到世界第一,這是中國成為“世界工廠”的先聲;而汽車銷量躍居世界第一,則是中國內需市場啟動的標志。一個有趣的現象是,在本世紀初葉,“大學生畢業應該先買房還是先買車”還曾是公眾討論的話題,因為那時候房子和車子的價格還在一個數量級上。現在,車子相對房子,其價格早就不在一個數量級上,在感嘆房子太貴的同時,車子的相對價格實際上也在快速下降。汽車消費只是一個縮影,在過去的十年里,像汽車這樣的大件才算真正意義上地成為了大眾消費品。

2017年,中國的GDP是2008年的2.75倍,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是2008年的3.37倍。消費的增長跑贏了GDP,這一宏觀數字的背后,有著堅實的微觀支撐,絕大多數的城市人享受到了資產增值的紅利,這刺激了他們的消費信心。

因著這樣的背景,消費前所未有地吸引了中國社會的眼球。2009年,同樣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年份。上半年,經濟下行的陰云籠罩,GDP增速跌至6.9%,對于當時的中國而言,GDP增速破7真是天大的事。而在刺激政策作用下,2009年下半年經濟增速陡然拉升,全年GDP增速達到8.7%。

這年的11月11日,原本只是在高校等青年群體中熱鬧的“光棍節”,辦了一場淘寶商城的促銷活動。5200萬的交易額,在現在看來并不驚人,但卻創造了中國之后十年消費狂飆的舞臺。2017年,天貓雙11的GMV達到1682億人民幣,這相當于2009年時中國5天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。也就是說,2009年中國人在線上、線下、餐飲、住宿等所有消費場景要花5天才花掉的錢,在2017年只是淘寶天貓平臺在雙11當天的交易額。

經濟重心的進一步南移

下圖是2008年、2010年、2015年、2017年幾個年份中國內地GDP最大的20個城市的排序。

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,當消費而非生產成為影響經濟活動的最重要因素,中國迎來了經濟重心進一步的南移。在傳統工業的時代,哪里靠近礦產等上游資源,哪里就可能發展成為工業城市而聚集人口;然而在當今世界,哪里聚集人口,哪里就能有更活躍的服務業,哪里就會有更好的經濟表現。

2008年,在GDP總量前20位的城市中,北方城市還有北京、天津、青島、沈陽、大連、唐山、煙臺七個,到2017年,只剩下了北京、天津、青島、鄭州和煙臺五個。除了鄭州新進入這個序列,沈陽、大連、唐山都退出了全國二十強的行列,二十強城市中也沒有了東北城市的身影。

北方城市的逐漸式微,氣候是繞不開的因素。氣候對宜居程度影響甚巨,的確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人口的遷徙(詳細分析參見《東北經濟還有希望嗎?》);除此之外,產業也是北方城市的短板,絕大多數北方城市在所有制上高度依賴國有企業,民間經濟活力不足,計劃經濟殘余尾大不掉,而在產業結構上也明顯偏重。

譬如曾長期躋身二十強城市之列的唐山,在鋼鐵去產能和河北環保限令的背景下,經濟增速趨于低迷,到2017年已跌落至全國第24位。時至今日,唐山的工業比重高達57%,服務業比重僅有34%,工業比重僅僅比珠三角制造業重鎮(擁有美的、格蘭仕、萬和、容聲)的佛山低1個百分點,高于其他所有二十強城市。而第三產業比重僅有34%,更是GDP前25位的城市中唯一一個低于40%的。

從工業中國到商業中國

2010年,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。在完成這一里程碑后的第三年,中國的第三產業比重超過了第二產業。

回望2008年,中國主要城市的首要經濟支柱,大多還是制造業。當時全國GDP排在全國前20位的城市,第三產業比重高于第二產業的只有京滬穗深和武漢。而到2017年,這一現象已全然改變,第二產業比重高于第三產業的只剩下寧波和佛山兩個。

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樣,人口決定消費,而消費則深刻地影響了城市經濟的活躍程度。

成都,近些年炙手可熱的網紅城市。2017年,成都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排位比GDP總量還高出三位,達到全國第五,除了京滬穗之外,僅低于常住人口2800萬(相當于成都常住人口的1.75倍)的直轄市重慶,在過去的9年里,成都的消費力不僅超過了武漢、南京和天津,甚至比GDP已高居全國第三的深圳還要高(正如前文的分析,深圳和成都形成了一對鏡像,深圳平均年齡低“上有老、下有小”的青年比例較高,因而負債率高企消費相對節制,而成都相對平均年齡較高且房價較低,負債率相較深圳低消費則更積極)。

我們不難發現一個規律,如果說在“世界工廠”的時代,城市的工業和外貿能力決定了城市的實力;而在內需拉動日益顯著的這些年,一個城市的人口集聚和消費能力,以及其背后的第三產業發展水平,對城市地位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。還是來看前面的表格,成都、武漢、南京的位次前進非常明顯,成都、武漢躋身前十,南京也超越了無錫。作為傳統制造業基地且外貿十分活躍的蘇州、無錫、寧波、佛山,幾乎無一例外,都出現了相對地位的下降。

城市需要商業,商業塑造城市。當城市的宜居程度越來越成為不同城市競爭的焦點,商業服務的水平也成為城市競爭力的重要維度。“新零售”的浪潮方興未艾,打通線上線下的品牌入駐,覆蓋核心商圈的全民互動,再到本地生活、移動支付的每個細節,技術改變消費體驗,更重塑城市競爭的格局。

時光匆匆,2009年的“光棍節大促”,已經成長為現在的“天貓雙11”。龐大的中國市場,是數字化商業基礎設施最大的試驗場,也讓中國在支付、物流領域屢屢刷新紀錄,并驅動了底層的云計算和大數據產業。“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”,這一阿里巴巴的公司使命,實實在在地成為“商業中國”的動力,今天的中國,數字化的影響無遠弗屆,此時我們再來看天貓雙11,它已經是中國數字化商業變革的最佳剖面。從這里,我們看到消費的力量,也感知實業的信心。

從工業中國到商業中國,當然不意味著工業已不再是這個國家的經濟支柱。商業和工業的關系從未像今天這樣緊密,依托龐大的消費者和數據這一新能源,商業都會的發展,正在照見新制造的前景。

跳出GDP

當工業中國邁向商業中國,中國人關注的已不再停留在每年產生的經濟增值,更關注不同城市的財富積累與財富創造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過去十年,在城市競爭的維度上,GDP已經不再是唯一的指標。

在所有的指標中,上市公司數量這個指標無疑最受關注。一個城市的經濟構成,說到底是兩個部分組成,一個部分是總部在外地的企業在當地設置的分支機構(也可能就是工廠)創造的;另一個部分是本土企業創造的。衡量一個城市本土企業的實力,上市公司數量確實是相對最客觀的指標。

相較于2008年,杭州GDP總量的位次從第8下降到第10,在省會城市中從僅次于廣州的第二位變得被成都、武漢超越列第四。然而,杭州在省會城市中的影響力,遠遠超過當年。杭州沒有區域性中心的地位,鮮少作為外地和外資企業在區域內的總部;杭州的人力成本相對也很高,外資喜歡在中西部布局的電子或汽車產業的總裝廠,落地杭州也不經濟。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,杭州的GDP總量顯得并不那么突出,但杭州GDP的含金量卻是包括廣州在內的其他省會城市都不可比的。阿里巴巴、吉利、萬向、娃哈哈、農夫山泉、海康威視……一長串杭州企業的名字,背后是這座城市的真正底氣。

財經評論人向小田曾經很直白地闡釋過這個問題:

“一個城市上市公司數量的多寡,直接決定了這個城市的財富水平(北京除外)。因為,上市公司無論是IPO還是再融資,都是從全國投資者手中拿錢,但是拿來的錢,基本上投資在了所在的區域。上市公司的股東的財富,也都基本留在了當地。也就是說,財富是從全國各地流向上市公司比較多的城市,上市公司就像一個財富的容器一樣。”

單看2017年一年的數據,也能說明問題。這一年,杭州新增上市公司26家,僅次于深圳和上海,超過廣州的19家、南京的17家。而GDP總量在杭州之上的成都和武漢,新增上市公司的數量分別只有4家和1家。

站在更宏觀的視角來看,上市公司的多寡,反映的是一個城市的經濟質地,也直接影響著一個城市的“存在感”。天津、重慶、蘇州這三個以工業見長的城市,過去的十年在第五到第七位的排名互有參差,天津和蘇州甚至曾相當接近深圳,然而,因為在金融等第三產業和科技創新等領域和深圳的差距越來越大,它們在存在感相對弱化的同時,也漸漸失去了挑戰深圳的資格。

在工業中國的時代,人們更多討論的是城市的生產力。進入商業中國的時代,人們更加關注的是城市的創造力。

龐大的國內市場和快速發展的互聯網技術,在過去十年深刻改變了中國,讓中國成為全球線下和線上最深度交融的國家。人們在互聯網上消費,甚至在互聯網上生產,互聯網和未來的IoT技術,已經并將繼續打破城市間的物理壁壘。哪里能夠成為萬物互聯的樞紐,哪里就能夠誕生更多的商業模式,產生更多的龍頭企業,并成為模式的輸出者。

中國人從未像現在這樣擁抱商業。在日新月異的新技術背后,中國人對商業和生意依然有著最誠實的渴望。正如駱軼航所說,當代中國的文化基礎是:對消費主義和商業文明的推崇,個性解放,個體對生活不斷進階和取得成功的向往。

當GDP不再是決定城市地位的唯一因素,一個城市對這種文化基礎的擁抱和適應,就成為這個時代一個城市的軟實力。

站在2018年,我們回看過去十年的城市變遷,可以越來越深刻地理解當代文化對城市的塑造。那些屬于當代中國的元素,滲入每一個成功繁榮的都會,是在每一個消費場景和狂歡時刻背后,那些始終未曾停歇的計算,為了無法計算的價值……更是這個國家的每個人胼手胝足的奮斗,和對更好未來的信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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